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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大王”崛起史
12年,3亩地,28个乡亲,180万元,4次改制,“电缆大王”蒋锡培走了一条中国民企特有的成长道路,把一个私营企业办成了国内同行前三强。有人戏称他是红顶商人,蒋锡培认为这样的评价“没什么关系,也很好”

  21年,蒋锡培和他的远东集团长成了一个样本。

  华尔街电讯如此评价:从戴红帽子、摘红帽子、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再到民营控股集团这一改制历程,可以发现,远东的改制实际是过去2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改制路径的一个缩影。

  因此,有人说,蒋锡培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红顶商人。

  在每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在战略上的前瞻,他所恪守的原则,或许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蒋锡培和他的远东集团,也造就了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机会”主义者

  宜兴市区向西北45度方向10公里,就是远东集团总部所在地范道镇。如所有的南方小镇一样安静,主干道边,“远东集团”硕大的招牌非常抓人。如今的远东集团,年销售超过百亿元。现在的范道镇已经把蒋锡培视为改变小镇命运的英雄。

  蒋锡培,远东集团董事局主席,穿着有集团logo的衬衣,带着自己的上岗证——上面写着工号0001,这表示他是公司的创始人和第一位员工。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8:30准时走进公司大门,进公司的时候和普通员工一样打卡,如果忘记了打卡,他会毫不客气地罚自己的款。

  而在多年前的范道镇,属于蒋锡培的,也就3.3亩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亩1600元。

  1990年2月,27岁的蒋锡培自筹资金180万元,与28名乡亲好友一起,创办了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的前身)。第一年就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但只有20%的产品是公司自己生产的,其余的靠订购其他厂家的产品。

  增资扩大产能成为摆在蒋锡培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于是,蒋锡培抱着一大堆甲鱼、鲑鱼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告诉对方,他的公司有多得不得了的订单,银行资金投进去一定可以有丰厚的回报。但是行长很无奈地告诉他:“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的政策我不能违背啊。”

  于是,蒋锡培去找时任乡党委书记张伯宏帮忙。

  1992年的一天,张书记对蒋锡培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为了范道,把企业做大,让更多的乡亲们都到你的厂子里去,厂子还让你干。”

  厂子拱手送给国家,蒋锡培的500万元资产要白白丢掉。500万,在当年不是个小数目。亲戚朋友认为蒋锡培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很多人说蒋锡培是“傻子”。数年后,蒋锡培对媒体说,“既然选择了冒险,我就只有往前冲了。”

  1992年2月,在范道乡政府办公大楼,蒋锡培与乡政府达成了改制经营协议。那一年是猴年,不仅仅是蒋锡培在孤注一掷,整个中国都在实行“孤注一掷”的战略。

  一首《春天的故事》记录了这段往事,此后的十几年则已证明中国得到了多么惊人的回报。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那一年,国外家电企业开始纷纷进驻中国。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

  在集体企业的牌子挂出来后,蒋锡培被当地政府任命为乡长助理,并入了党。此后,就拿了第一笔贷款20万,第二年又贷到了100万。第三年,是495万美元贷款。后来企业要扩建,政府也帮忙做工作,让隔壁两家工厂搬迁。到1994年底,企业的销售收入就超过了1.5亿元,企业总资产增长了10倍——达到5000万元。

  要了解蒋锡培早年的这次孤注一掷,就必须了解他这个人。他天生好赌吗?

  蒋锡培早年的生活如今看起来更像20世纪初期一个美国青年追寻黄金梦的过程。

  1963年4月29日,蒋锡培出生于江苏宜兴。3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1981年高考落榜后,蒋锡培不愿意复读,17岁就去了杭州修表。尽管父母并不同意他这个决定,但,蒋锡培还是执拗地去了。

  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下了第一个目标,挣够5万元,娶一个贤惠的媳妇,让父母和家人过上好日子。不到一年,这个理想就实现了。于是,他回到了老家宜兴,打算做点小买卖。刚开始做电风扇里的定时器,后来做钟表发条,把原先赚的二三十万元赔了之后,还亏了五六十万。

  拥有更多财富的想法暂时搁浅。他寻找着再一次出发的机会。偶然听到大哥提供的一个信息,蒋锡培马上又找到几个朋友做起了电缆经销部,把浙江、安徽、江苏的产品拿到上海去卖。

  1988年时产品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就需要上门推销了。当时卖电缆,一般都是通过机电公司、五交化公司等中介,不是厂家直接和用户见面。蒋锡培发现中间价格就加了20%-30%,甚至35%。

  尽管蒋锡培的电缆经销部给出了很好的条件,销售完后才给钱,不销完不给钱,但机电公司仍不愿意。一气之下,蒋锡培就在它的隔壁,专卖电缆产品,结果生意特别好。当时他也通过报纸、电视宣传,服务也很好,比较超前,两年就赚了上百万。

  三次都踩准了点

  创业初期,这个把聪慧、敦厚和安分集于一身的江苏商人确实以赌徒的心态在关键的时刻做了关键的决定。

  1995年,蒋锡培与宜兴市领导一同到国外考察。回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希望远东能由集体企业进一步向股份制改革。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他再次成为企业的主人。

  1995年,远东成功地过渡到了股份制企业,在经济上保持利益,在政治上,及时地避免了民营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可能的纠葛。改制当年,蒋锡培还被宜兴市委任命为范道乡党委副书记。

  蒋锡培成功改制这一年,最大的新闻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国企改革典型”——首钢的周冠五黯然下台了。那时候的首钢,正飞奔在多元化的路径上,76岁的周冠五想把首钢改造成一家类似于日本三菱财团式的企业。但猝不及防的是,仅仅3个月,他就受到了其子周北方经济犯罪的牵连而黯然下台,冶金部副部长毕群接替了他的职位。

  股份制改革使得蒋锡培的远东集团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公司先后引进了芬兰、美国、德国等国际及国内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一百多台/套,进行技改扩能,使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整个销售中的比例迅速增长,形成了年产25万公里电缆的产能,产销8亿元。

  但蒋锡培看到了发展中潜在的危机:竞争的加剧,市场争夺变得更为残酷,电缆行业的入门门槛越来越低,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大幅下滑。

  1996年夏天,蒋锡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国家的电网建设相对滞后,而且这一矛盾正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城镇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电网建设将成为国家下一个关注重点。可是国家的电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众多国有企业垄断着,远东集团想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是很难的。

  蒋锡培心中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几个大的国有电力企业引进远东集团来做股东,这样就可以进入这一市场。

  1996年初,无锡市经济发展报告会在北京召开,华能集团的两个处长坐在蒋锡培的旁边,于是就聊起来了。此际,国家电力公司、华能等国有大型电力企业有意在国内寻找配套的电缆电线生产企业。这一消息对于蒋锡培来说,犹如一剂兴奋剂。

  随后,蒋锡培展开了艰巨的合资公关行动。对于这次合作,蒋锡培用“16次谈判”来形容当时进度之难。

  1997年4月,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集团)总公司、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等四大国企与远东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成立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远东将原有员工股中68%的股权让渡给四大国有企业。华能集团公司的一位司局级干部成了新远东的董事长。这就意味着蒋锡培在34岁这年再次失去企业的控制权。同上一次一样,这次的“失权”,蒋锡培依然心甘情愿。

  混合所有制让远东集团一举从行业的挑战者成为领先者,蒋锡培也得到了“电缆大王”的称号。销售更是连创历史新高,连续保持了35%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中国电缆市场出现普遍低迷、价格下浮近1/3的1998年,远东仍然实现了稳步增长。

  2001年,这家被国内理论界寄予厚望的混合制试点企业遇到了政策挑战。这一年,中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改制被激进的改革派怀疑。一时间,国退民进的大戏开始上演。随即,电力行业强力推行主辅分离改革,华能等国企开始考虑从诸多的投资项目中收缩退出。

  是改是留?新远东再次站在十字路口。

  电力行业的主辅改革给新远东带来绝佳的改制机会,2001年,蒋锡培进京与4家国企谈改制。这一谈又是一年时间。2002年初,远东终于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订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而4家公司除拿回投入的七千多万元本金后,还得到了7000万元的回报。

  蒋锡培的远东集团再度民营化,体制的束缚抛开后,企业发展再度插上了翅膀。现在的远东,是以电线电缆、医药、房地产、投资为核心业务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

  蒋锡培对4次改制的意义是这样评价的:没有第一次改制,就不可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没有第二次改制,就不可能迅速实现资本扩张;没有第三次改制,就不可能迅速做到规模裂变;没有第四次改制,就不可能全面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为什么是蒋锡培

  能够做到4次身份的自如转换,并且借助这种转换让企业获取更大生存空间的商人,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远东的员工看来,蒋锡培是这样一位企业家,他性格平和,不张扬,谦虚,不咄咄逼人。他不喜欢用强硬的姿态,这么多年与蒋锡培合作的创业团队成员,包括空降兵,几乎没有弃他而去的。他敢于冒险,而非墨守成规;他注重市场,而非计划;他注重管理,而非放任自流;他注重质量,而非数字。

  长期以来,蒋锡培和他的远东如同农田中埋头的耕牛。但蒋锡培从来不会轻易地孤注一掷,在他豪赌的背后,是一种商业上的精明,以及谨小慎微下的恪守原则。

  蒋锡培曾对媒体说,“我跟公司人讲,别看咱现在大了,可就是乡干部来,你一样要给我好好接待,人家也代表着一级政府。”“关系好是有原则的好,不是无原则的。我送你几百万,你帮我批个项目?绝对不干,我不想害你,我也不想害自己,我宁可发展慢一点。”“王石说从来不行贿,这我相信。起码在他这个层面,他不会。”

  “我们公司一千多个销售经理,特别是医药上,医生要开处方,你不给回扣他给你开吗?这好像是公开的秘密。但公司层面坚决不支付这样一分钱。如果你个人真是为了业绩没有办法,一定要的话,好,我们不主张。如果你做,你负法律责任。为了不害人家,这种事情某种程度上就是你两个人的事情了。它不像公司行为,至少经办人知道、公司总监知道、总经理知道,少说应该四五个人,哪一天其中一个一不高兴,捅出去了。公司坚决不干。

  “远东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种事情抓进去了。近二十年,这么多销售量,这么多销售经理,而且又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面,远东绝对不会在企业层面做这种事。我们安全第一。”

  蒋锡培和他的远东集团就这么一步步地走下来,变成了今天电缆业的巨头。他变成了成功者,理由只有一个——它们活了下来,并开始享受只有胜利者才能得到的荣耀。时隔9年,现在的蒋锡培在他并不宽大的办公室里,酝酿着更大的成功,他想让他的远东集团加入千亿俱乐部。

  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亮相,成为蒋锡培最为自豪的成功。江苏省出席十六大的68名代表中,蒋锡培是惟一的一位富豪。在江苏省选举十六大代表的会议上,当蒋锡培确认自己的名字在名单上时,顿时从会场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神情激动。

  2010年,48岁的蒋锡培又做了一次重大决定,远东控股集团的电线电缆业务以重大重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三普药业。当然,这一次与“红色”无关。

  谈到“红顶商人”这一称谓时,蒋锡培谦虚地笑道,“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没什么关系,也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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